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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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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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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峰会带给我们什么?   

2008-11-17 15:35:1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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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在华盛顿即将召开世界瞩目的20国首脑会议,参加的阵容中,已经能看出主办方——西方七国首脑所表现出来的“热切”心态和来自石油美元、商品美元国家这些特殊嘉宾们“焦虑”心情。产生“热切”的表现是因为欧美国家在金融大海啸的中央,已被现阶段流动性的恐慌拖得疲惫不堪,十分希望拥有最多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尽快地加入到这场联合救市的浪潮中,同时也要通过这样的峰会给出一个危机发生的客观理由来安抚新成员极度不满的情绪,从而保证自己建立起来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对欧美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严重依赖,目前在这波流动性恐慌、资本外逃的风波中,各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战略,吸引外资战略和维系在此基础上的国内消费和投资都受到了不可小视的创伤,经济增长的放慢、劳动就业的萎缩、金融市场的低迷已经让有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深度的危机。

G20峰会的焦点

焦点的问题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客观地交换各国危机影响的信息、反思和回顾目前联合救市的经验和教训。二是达成当前遏制多米诺骨牌效应联合救市的战略和战术共识。在这场世界经济失衡格局中所爆发的滥用金融创新的现代金融危机,要让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地参与美元流动性的注资行为,比如,降息和国债追加投资等,欧美应该最大限度地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益保障,比如,扩大投资范围等。三是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要修改IMF组织参与危机救助的门款条件、启动程序和投入力度的保守原则。当然,现有救市资金受限的问题也会拿到桌面上来商议,新兴市场国家所强调的多边救市机制(比如,亚洲货币基金等)多大程度能够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也是危机带来变革的一个看点。四是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创新”业务的滥用问题,如何加强信息披露、内外监管范围及模式以及配套的市场价值评估的合理方法都将会展开一场激烈的讨论。五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失衡的有关问题。长期以来贸易一直是发展中国家走出贫困的重要手段。如果确保各国继续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兑现发达国家此前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和由此积累起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和逆差问题也是作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中国扩大内需措施的有力推行就是今天我们在解决世界经济失衡所造成的金融危机问题上所作出的最实质性的贡献。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把一直以来隐藏在引领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美国信用文化和支撑全球财富有效运作的美国金融创新体系的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所以,这次峰会能否抓住大家共同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重大问题而不要在一些局部问题上纠缠不清,将决定这次会议的成果能否尽早地发挥作用,从而将世界经济真正带出目前流动性恐慌的危机状态。

东亚金融发展与合作的空间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长时间以来,金融体系一直是在政府保护(过度监管)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风险都由国家层面来负担,比如,固定汇率制度、零利率政策、资本账户管理等,虽然它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其价格竞争力,但是,因为中国和东亚的金融机构与大量出口企业没有能在变幻莫测的价格中学会控制风险的本领,所以,当今天美国经济的局势发生恶化时,很容易受到不可小视的冲击。韩国就成为 “第二个冰岛”,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原因在于他们对外金融开放度很高,同时对外贸易依赖过重,所以,当外资大规模撤离,韩元大幅度贬值时,韩国经济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再次陷入了更为惨烈的金融危机。最近,我们的中铁和铁建在澳元账面上的汇兑损失就充分显示了我们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问题。

当然,毋容置疑,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得体,就会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相反,滥用创新工具,就会像次贷危机那样,严重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迫使实体经济不得不提前进入“大萧条”的深渊。G20峰会在加强金融监管问题上会达成高度的共识,但是,并不意味着从此不再需要金融创新。尤其现在东亚经济的发展更需要金融创新,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缺乏金融创新的能力,才使得东亚在境外投资的运作绩效十分低下,这严重制约了各国政府财政政策在国内的有效实施。另一方面,美国这场次贷危机给东亚各国的金融改革(如创新和监管制度的匹配等)确实提供了很好的反面教材,这将使得东亚各国今后的金融创新能够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为本地区经济的产业机构转型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支撑和服务。

东亚各国正在为恢复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相互之间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通过共同的务实和及时的救市行动,来担负起东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 “责任”。比如,前不久,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其他国家一起,从自己外汇储备中拿出了总额达800亿美元的资金,建立了多边合作模式的亚洲共同基金。虽然中国人均收入还很低,国内发展又不平衡,但是,中国还是和已经在OECD行列中的日韩两国一起,主动承担了基金80%的美元资产。它将在今后维护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的稳定中,发挥出比《清迈协议》的双边合作要更为有效的救市效果。

G20峰会的中国诚意

因为受到欧美经济和资产价格重创的影响,中国企业的业绩增长和就业状态正在经历一个严酷的“ 寒冬”,中国消费者的购物信心和股市、楼市的投资信心也都受到了不可小视的负面影响。另外,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银行业,也因为担心未来企业的增长业绩下滑而出现了厌恶风险的“惜贷”行为。而另一方面,欧美市场的流动性的危机不得不要求政府加大力度向市场注入资金,这使得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不堪,他们继续无节制地放债又会引起本国大众和海外投资者对美元信用丧失所造成的进一步恐慌,于是,欧美期望在G20峰会上像中国这样的外汇储备大国能否慷慨解囊,帮助他们遏制多米诺骨牌效应继续扩大的风险,就成为一个“势在必然”的做法。

面对内外的金融和经济的动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贡献。如果说,这一说法代表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深远战略,那么,近日公布的国务院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就是我们亮出的具体克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国牌”——这是我们给G20峰会最厚重的诚意。这些扩大内需的措施除了显示出此次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超过以往的状况以外,也表明了中国愿意和周边发达工业国家一起,共同应对危机、承担救市责任的坚强决心。否则,欧美金融机构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错误会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卷入危机,这是不公平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不愿接受的结果。

总之,我们能看到,这次在危机严峻时刻出台的十项扩大内需的措施,是解决当前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市场信心低迷的“强心针”,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政府正是意识到危机是变革的最好时刻,才会将近期的危机管理和中长期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化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全面落实都是政府在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转向到一个平稳有序、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中。我们相信,在当前这一全面展开的、到 2010年规模为4万亿的内需扶持政策的推动下,一定会因祸得福,也就是说,全球的金融危机一定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跨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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