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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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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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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还是利空?  

2008-05-23 10:21: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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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汶川大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大灾面前呈现大爱的社会力量,也向海内外展示了我国在危难时刻举国上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合作精神,尤其是这次中国政府干预的雷厉风行、全身心地赈灾投入和沉着应变的指挥能力,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反应。从部队到医院、从志愿者大军到企业群体,从国外政府机构到国外民间慈善机构,都伸出了无私无畏充满爱心的援助之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来参与到汶川大地震后的家园重建活动中。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赈灾方式和赈灾工作,对处在经济转型中、目前还面临着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挑战的中国经济而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大力关注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虽然,在赈灾工作的社会参与度,资本、人力的流通渠道,和灾区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特征各不相同,对经济指标的传导机制也有强有弱,有快有慢,目前很难对经济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但是,根据以往海内外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及其管理经验来看,也有长和短,有大和小的区别。以下就结合中国的赈灾特点和国外的经验以及目前学者的讨论观点,将社会各界的参与行为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机制归纳为六个方面。

    首先,政府的财政拨款和重建计划,对受灾地区灾后的经济发展方向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无论是从国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三农建设战略角度上看(比如,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同时努力去缓解贫富分化问题;通过农村都市化建设注入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解决我国由于产业失衡所增加的发展成本和国家安全弱化的深层次问题),还是从当前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视角出发(强化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而不是整体的财政扩张),都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短期暂时的问题,光盯住当务之急的生存需求,而忽视产业转型的重要性,那么,汶川大地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物价和收入等)就可能转变成为一种“长痛”。

   第二,民间捐款的规模之大,可能有益于虚拟经济部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缓解。由于大量的资金从高收入层流向灾区的低收入层,由储蓄和投机行为为主的金融资产转变成实际生活所需要的实物资产;它替代了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的行政机制,降低了由此产生的社会协调成本。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够缓解由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问题。但是,这种财富的转移能够被有效的利用起来,并不会导致因为大众要“平滑”自己的财富而不得不当前省吃俭用,由此内需降低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不利的后果。

    第三,企业慷慨解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企业资助形式如果能和灾区未来经济发展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企业目前的这种社会责任感未来会给各个部门(包括企业自己)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企业一部分领导层过于保守,甚至鼠目寸光,把捐献也纳入“企业成本”,那么,企业会通过自己的定价权来转移成本,结果,雪上加霜,物价上涨或失业增加就势必会放大汶川地震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金融机构慷慨解囊的效果,本质上和企业相近,但是由于中国利率和汇率等金融资产的价格和服务费用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所以,成本转移的负面机制相对较弱。但是,也有可能影响银行今后的贷款结构,比如,更趋于风险性项目的贷款,以增加自身的效益。这一点银监会要充分考虑到银行自身的收益和风险的平衡,加强窗口指导和必要的监管。否则,由此造成的金融稳定性的进一步恶化,会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

   第五,国际援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根据援助的方式不同,效果可能不一样。应该说,从目前中国的国情出发,以货物方式的援助为最佳。因为它会缓解大地震产生的突发性需求对市场供给的压力,以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外汇捐款,就会牵涉到我国货币投放的问题。在目前流动性过剩压力并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它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物价上涨冲销了购买力补助的力量。因此,我国政府在保证资金使用透明化和加强监管的同时,应该鼓励用外资去海外购买灾区建设急需的物品,和资助灾区贫困家庭成员的海外劳务输出的费用。这样就可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外汇占款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而充分发挥外资捐款的积极效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股市,应该学会识别上述提到的短期的利好和长期的利好,短期的利空和长期的利空的因素,也应该由此来正确地选择企业,选择机构,当然无可厚非,市场的选择也会顺应政府的政策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应该从这次赈灾活动中总结宝贵的成功经验,寻找市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共同衔接点,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政策的透明化、合理化和权威化,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政策效果。

   总之,大家都应该充分利用大地震把中国民心凝聚在一起的这一大好时机,通过加强农村都市化建设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发挥,从而保证中国企业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也能高效的发展自己和壮大自己。中国老百姓也能从企业扎实的业绩中获得更持久的财富效应。中国金融机构也能在健全的经济运行模式中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自己服务的创新能力以及收益表现。中国政府也能从一个平衡、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中减轻宏观调控的负担,集中精力来解决监管及其模式的透明度、效率和权威性问题,从而提高全社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和齐心协力发展经济的动力。世界经济也能够克服对少数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的状况,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所提供的又一个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强大的市场支撑的好处。否则,真像海内外有一部分弱者所担心的那样,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将会对人类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空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不过,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最核心、最深远的道理——那就是: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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