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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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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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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做多”的努力去应对“做空”的环境  

2008-07-17 12:55: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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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解决“经济波动”最有效的手段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最新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紧缩的货币政策正在发挥它的作用,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在出现可喜的转型。但是,我们依然感到目前的宏观形势不容我们乐观,而且,我国决策部门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大方面的挑战:

   首先,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两驾马车在放缓它们勇往直前的步伐。一方面,中国的净出口增长在减速。美国次贷风暴终于将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暴露无遗——因为它不仅导致了市场对美国高企的外债和资产泡沫崩盘问题产生了高度的警觉,这使得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美元”出现了持续性大幅度的贬值,而且,它引发了国际资本为规避风险或追求高收益来补偿风险的大逃亡,这使得被绑架的原油市场和其他工业原材料市场的价格一再创下历史的新高,让世界经济的增长蒙上了厚厚的一层阴影。结果,外需的减少,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下降和生产成本的急速上升,使得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政府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巨大压力开始放松对要素价格的管理,由此带来的汇率增值、资金成本上升(阴性或显性利率上升),油价高企等成本上升因素,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对外的价格竞争力(遵循东亚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都会通过抑制要素价格的波动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出口。但是,一旦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外部市场需求下降,这一发展模式就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带来的利润的下滑,阻碍了企业投资规模的放大;而且,全球滞胀的风险正在积累和向外释放,国内外消费的疲软和全球流动性过剩所造成未来从紧的货币政策趋势也影响了企业投资的动力。

   其次,随着今天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需要中国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以解决制度转型中所挤压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够得以及时的解决,那么,中国经济在抵御目前内外冲击的问题上就会显得十分脆弱,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也很容易偏离健康的轨道,而造成大起大落的局面。有时这种结构性问题积累的越多,就越会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就会使市场公平竞争的“信用”受到严重的损伤,甚至会影响到全社会克服困难、坚持改革的“信心”。最近,股票市场的波动就能看到上述这些问题的特征。按理说,股改的目的就是让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不断健康化地发展——因为它不仅能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承受全球通胀压力或外部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股市发展的历史环境的约束,上市公司的质量不能够保证给投资者带来稳定可持续的财富,同时,投资者之间利益的多元性和投资财力的不平衡性更加重了中国这个不完善市场的波动性,这也影响了上司公司依据资产市场做大做强的战略。于是,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借助外部的各种“事件”(甚至包括政府主导的股改措施)的发生而越发显得不可“收敛”,股市的高起高落,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比如,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再融资,新股发行,大盘蓝筹股海外回归,战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解禁等事件,从本质上来讲,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功能、价值创造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和风险分散功能的有效发挥,但是,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和结构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好想法”却迟迟等不到“好结果”,反而在外部环境变化中“好事件”却产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内外“空方”的格局。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好好的反思,促使我们尽快去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去调整我们原先的做法和战术(在不同环境下重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发展战略而是需要在新的环境约束下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

    因此,对于“新战术”的设计思想,我们认为应该确保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用“做多”的努力去应对当前看似“做空”的环境。比如,通胀压力需要我们不能放松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但是,我们应该活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组合拳的手法,去发展我们有活力的企业去扩大能够带来高附加价值部门的投资。否则,我们在加强管制的过程中却会发现控制通胀的手段越来越好,效果越来越弱。二是用催生“质变”的改革手段去解决需要“量变”的市场饥渴。当然,目前,在宏观调控环境下,股市需要流动性,企业需要流动性,地方政府需要流动性,但是,仅仅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市场资金的压力,而不去积极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完善解决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那么,我们很有可能会遭遇越南经济的滑坡风险,使得我们未来对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缺失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政府强调制度完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比起单纯的救市要求更具有科学性。因为一个“内功”没有练好的市场,救市的效果短暂,而成本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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