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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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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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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掉“钢铁大国”的沉重包袱  

2009-01-15 23:26: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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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掉“钢铁大国”的沉重包袱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金融大海啸对中国这一出口导向型的国家而言,首当其中受到的影响是来自于实体经济部门,而不像欧洲发达国家那样冲击先是渗透到了它们的金融部门。金融大海啸前,中国仰仗着国外市场的经济繁荣和本国房地产业等行业的迅速增长,钢铁行业在这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它以粗钢出口占据世界第一位的骄人成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一贸易大国的风采,而且,在国内市场上它的高利润完全抵御了历次海外市场铁矿石等要素价格对它的成本冲击。但是,金融海啸后,中国钢铁业主要面临巨大的冲击倒不主要是国际钢材价格的下滑问题,而是订单大幅减少所暴露出来的严重产能过剩的问题。事实上,经济状态好的时候,政府和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低,准入门槛低,附加价值低,但能耗却高、污染也高等问题,只不过由于它支持的产业较广,业绩较高,立刻进行大规模的钢铁行业的调整和振兴改造,“动力”自上而下都感到不足,甚至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发挥中国比较优势所应支付的成本,即便如此,也是利大于弊。于是,当我们的钢铁行业今天受到了重创的时候,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才开始暴露的越来越清晰,及时地对钢铁行业的重组和振兴,不仅能使我们借助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外力走出目前效益严重滑坡的发展低谷,而且,也能够利用“金融大海啸”对全球钢铁行业的负面影响来“倒逼”我们优化自己的产能和产品,使我们能够最先走出低谷,也能够更经得起未来变幻莫测的“风风雨雨”的冲击。

    14日国务院通过的钢铁产业的调整振兴计划也能看到国家对这些在较长的产业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龙头行业率先进行改革率先让其走出低谷的坚强信念和必胜的信心。从它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中,我们也能看到未来钢铁行业发展态势和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要保持市场的供需平稳。针对目前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政府希望通过刺激内需和提高出口退税等政策的扶持,来防止中国钢铁行业因为业绩的迅速滑坡现象蔓延所可能产生的“硬着陆”风险。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世界经济的迅速放缓,再加上流动性恐慌型的金融风暴并没有见底(即使到了底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反映到人们的投资和消费的实际行为上),个人的消费和投资都受到了流动性(信用)约束所造成严重的阻碍。这对粗钢占世界出口第一的中国而言,冲击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经济放缓所造成的损失对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各个企业而言都是不同的,关键就要看我们自己能否发挥自己成本的优势去占领其他国家“让出来”的份额,使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甚至能够抓住机会反亏为盈。

    第二,控制产能过剩,避免恶性竞争。这是中国制造产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可能钢铁行业问题更严重一些。由于粗钢的技术要求和生产要求较低,当世界经济繁荣的时候,很容易以薄利多销的战略争夺国际市场更多的份额,再加上中国房地产业等对钢材的要求较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让中国的钢铁行业十十足足地过了一把“淘金”的瘾。于是,互相之间杀价所形成的所向披靡的“中国价格”(低于世界平均价格)被带到了国际市场,挤走了不少竞争对手。但是,我们的代价却是深远的,不仅因为产能过剩造成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而且,高能耗、高污染又破坏了我们自己生存的环境。终于,这场危机让我们醒悟到产能过剩的可怕性。幸好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强势的环境中进行产能消化,否则,靠市场自身的调整和洗盘,今天会让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

   第三,提高我们的竞争优势,从分散到合作,从恶性竞争到有序发展。长期以来,中国钢铁行业因为需求市场的旺盛掩盖了市场无序竞争和投资过度的深层次问题。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也因为这种恶性的价格竞争战略而处于低端和低附加价值的水平上。整合钢铁行业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个办法是通过优质企业去整合“同质”却管理和经营不善的其他企业,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和行业竞争制度的完善去淘汰两高一低和恶性竞争的企业,以净化市场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当然,前者的效果会更快一些,但是搞过头,会影响今后的竞争力提高,后者,虽然见效慢,但效果一旦出来就会形成企业自身提高竞争力的发展动能。所以,危机面前,两种方法都应该协调使用。

    第四,政府要扶持钢铁行业的技术创新,无论是从资金的提供上,还是从人才的配备上,都应该发挥行业层面上的统筹兼顾的办法。因为在危机面前,对企业而言,更主要的是控制成本,保住流动性。所以,额外的成本和消化企业自身的现金流都是不切合实际的,除非他们都能够确认自己的新产品能够有很好的销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除了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之外,还应该提高政府采购的力度,以保证企业在危机当头也能够焕发自己的生产活力和创造能力。

    最后,我们要尽快建立一个控制铁矿石进口成本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负面影响机制。因为长期以来,铁矿石市场一直是供方市场,我们是否能够在铁矿石市场当中影响定价机制,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能否找到更多来源渠道。当然这包括企业走出去,也包括我们建立自己的战略储备,而且,更要遏制住我们自身投资过热的倾向,因为它使中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上的依赖性过高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应有的价格谈判能力。当然,在经济好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出这种处于被动格局的代价,但是,一旦经济出现滑坡,要素市场的价格传递效应被破坏,那么,我们的损失就会日益显现出来,而且消化产能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相比(比如,同样进入经济低迷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一直在与产能过剩问题打交道,这几年不仅找到了零库存的技术,也通过管理效率的提高来防止成本对利润的影响,只不过日本经济对外部依赖性某种意义上要高出我们,所以日企一旦外需上来可能很快又可以复活),就会显得十分漫长。

    总之,这次钢铁行业的重组和振兴计划给中国钢铁行业的再生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挑战,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解决眼下现金流紧张的问题,更要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上,来调整我们从世界的“钢铁大国”向世界的“钢铁强国”转型和发展的战略和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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