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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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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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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2009-12-31 10:40: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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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

           ——问题探讨之二:国际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2010年将成为世界各国努力调整自己受伤的经济结构、寻求世界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新方向,顺利完成共同退市的最优战略,从而真正走出这场危机最后一阶段的关键一年。但是,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加以应对,这主要反映在三大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在目前没有出现可以与美国市场抗衡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前提下,世界该如何来监管美国在管理财富上恶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组织的强烈干预来缩小失衡的程度,还是顺应市场的自然分工格局继续发挥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寻求世界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三是由于世界各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所以,基于维护自己本国经济发展目标所实施的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看似独立的”经济政策,将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方向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去“约束”它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负外部性,那么,不仅会造成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威胁,而且,甚至可能导致刚刚痊愈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和国际金融市场再次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


一、管理危机的最佳药方是什么?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各国都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所开出的药方却相差甚远。比如,来自欧洲阵营的发达国家,基本认同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是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过于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可能会对解决目前欧洲区域内低迷的需求问题和不断上升的技术创新优势带来负面的挑战。所以,他们认为根源的问题是要防止财富被滥用和掠夺的问题,尤其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更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携手运行的国际监管体系。比如,应该建立全球金融业务风险评估基础上的审慎性监管(资本充足率、损失拨备比例等),限制过度的杠杆和卖空交易,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公允价值的会计制度改革,金融机构的薪酬约束机制,消费者保护措施,甚至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透明化要求等都应该纳入到统一监管的体系中。只要这方面达成共识,其他两大问题自然就会减弱,而且反而会在政府共同“助推”下创造贸易增长、技术溢出所带来的推动世界经济良性发展的“正”外部效应!

当然,来自新兴市场阵营的国家,无论是“石油美元”的国家,比如,中东、俄罗斯等,还是“商品美元”的国家,比如东亚,更担心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自己创造的美元财富所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当美国退市政策失效,美元全球泛滥,美元财富由此缩水的问题日趋严重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稳定性就会捅出新的乱子。我们看到迪拜主权基金已经出现了美元账户上资不抵债的局面。同时,商品出口国家也意识到美国本土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贸易保会主义势力对未来自己贸易立国战略的严峻挑战。所以,因为他们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关注度很大,而又感到十分无奈,于是,今天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团结一起,寻求分散风险和互助发展的合作方式,五花八门,此起彼伏。

最后,来自美国和其盟友国家的姿态是,一方面,为了维护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政府不得不顺应欧洲盟友的要求,在不牺牲自己创新能力和创新优势的基础上,推进落后的监管模式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拓展美国创造财富的外部市场,美国需要把自己的赤字减少与贸易伙伴国的责任“联系”起来,需要把资金过剩的客观局面作为这场危机的根源而归罪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政策不到位所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上。于是,在新的一年中,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可能会不断升温。1230日美国政府又对中国产的钢管征收10%16%的关税,这又一次改写了美国对中贸易制裁的强度!

笔者认为,面对美国贸易反倾销升温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当仁不让”。但是,中国的立场如果过于和美国进行上述的针锋相对的较量的话,可能见效缓慢,甚至结果适得其反。当然,除了现在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内需市场培育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特征,外汇财富的保值和安全运作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头等大事之一。可以这样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世界经济合理分工,资源向最优配置方向努力的必然结果!而目前真正的问题是在于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给谁使用和怎样管理的问题!次贷危机告诉我们,任何财富给予没有参与全球化财富创造的人来分享,这一定会出现债务偿还的大问题,而没有受到有效监控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很容易过多的利用金融市场的“缺陷”来顺理成章地掠夺他人付出努力和代价后才得来的对等的财富。而且,后者的金融资产管理的失职行为(可能完全来自于它们策略性的道德风险行动)才会导致像这次金融大海啸中所出现的不付出努力的人也来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宝贵财富这样荒唐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和欧洲发出共同的强化国际监管的声音,最容易形成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国际合力”,最能够在现阶段获取最明显的“双赢”结果!也最能够反映出中国政府“自由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念!

 

二、“统一监管”的意义何在?


尽管如此,目前欧洲主导的国际金融就监管体系的推进还存在很多技术性的障碍,如果我们对此了解不深,就不能发出保护我们自己利益的强大声音,我们自己也就不能对这种监管模式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有利机会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这里,我想把现在推行的全球统一监管模式的利弊归纳一下,供读者参考。

首先,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想站稳脚跟,都在呈现出做大规模的战略。对此,针对业务范围广阔的金融垄断巨头,没有一个覆盖全方位的综合性跨区域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不可能发现风险、抑制风险、尤其是规避像这场金融大海啸那样规模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中国方面要积极加入最近推进的信息共享、危机处理优先的国际监管业务合作协议、和推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国际监管指导委员会等国际监管体系的建设工作。

第二,如果监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的话,国际投机资本会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进行监管制度上的寻租、套利,最后导致危机无法防范,或者各国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放松监管模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的越来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立程度非常明显。美国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御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中国今天在推进我们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适度性,否则,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适得其反。为此,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针对发达国家,而对自己也得构筑起抵御制度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无法传递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防不胜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的把握它的行踪,就很可能会错失良机,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国也应该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并要对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和参与。

第四,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便于明确部门责任,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点,把错误归咎于别人。随着对美国次袋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而且就连美国政府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崩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利用自己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的恶性发展,演出了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的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就应该主动参与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


三、“游戏规则”重新建立的难处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就像今天要求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000多美金的中国大众,立刻拿钱像人均收入达3万美金的美国人那样的消费,那样的通过内需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短时间是不现实的情况一样,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主要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才问题。这些来自各国、各地区、并且长期以来从事非常专业和范围限定的监管工作的人才,突然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创建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的崭新的工作环境,前期的“试错阶段”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问题谁来承担?

二是官僚作风。因为是最高权力机构,又加上是超主权运行机制,人员的流动性大,很可能就是“度假”的心情投入“光荣的工作”,没有能力也无法全身心的真正投入进来。即使“线上合作”方式可以开展业务,但它的觉察能力和应急能力能发挥到怎样的程度,还是非常令人担心。

三是协同效应比想象的要小。尽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认知差异可能会冲销所谓的统一监管所带来的协同效应。

四是监管不当。因为高风险监管业务和低风险监管业务混在一起监管,很容易产生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高风险业务监管不足很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从而降低了监管队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五是监管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问题。一些业务对某些国家某些产业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它同时又会积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监管部门中的人员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回国后可能获得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职位货官位),放松应有的监管或滥用权力打压自己竞争对手国的金融发展,那么,这种监管业务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业或地区的监管模式,至少从事某一个特殊业务的人群在一起会形成较为客观的判断。另外,国内机构为了防止人才流失,刻意派出闲置人员或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官员出场,这也会导致国际监管机制名存实亡。

以上的问题在一国所采取的混业监管模式中也会出现,只不过在国际合作监管机制中会更加明显。我们现在不可而知,这种国际统一的监管模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我认为,至少对中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来讲,针对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市场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增强外部对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避免中国主权国家自身对美国金融业务的“干预”指责,借助今天欧洲推进的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是比较理想的监控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国际合作方法,那么今天,危机状态下的国际合作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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