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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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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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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失望”的较量  

2009-02-03 18:37: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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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是“希望”与“失望”的较量之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新春伊始,便打开了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这将是一场政府干预所创造的“希望”和市场萎靡导致的“失望”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和争先恐后的赛跑的一年,而且一定会惊心动魄!因为无论是G20还是达沃斯都再次释放了欧美爆发的金融危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对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这一明确的信号,如果政府无所作为,那么,市场在这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将不断会创造出“失望”的历史记录,而且,在此基础上所导致的大众信心的崩溃又会把衰弱的经济带向更加糟糕的结果。从一开始局部的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所造成的资本市场的动荡到现在全球性的流动性恐慌所造成的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全面萎缩,都在不断向我们敲响了这样的警钟:这场金融创新滥用所导致的危机,在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今天,已经大大削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所产生的资源有效配置的威力和自我摆脱危机的能力,而政府救市的方式、救市的力度、救市的时机以及救市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这场危机的收敛速度、经济整体的复苏程度以及全球发展的和谐程度。所以,我们看到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此起彼伏,而且从帮助市场解压的货币政策毅然转变为政府直接推动消费和投资的财政政策,并且,这种救市政策一波推出一波,一波高过一波(甚至出现了一种竞争的格局:谁出牌完了,谁就会失去社会的信任,带来今后更高的救市成本)。就连美国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也一改共和党的救市理念,加入了当今政府主导的救市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浪潮,而不是依从过去共和党的观念——政府的救市政策只能是放松监管,及时注入流动性,帮助市场恢复资源配置能力,而只有通过降息或减税等修复市场自救能力的做法,国家才能真正摆脱危机的干扰,重新扬起经济复苏的希望。

   至少在不断出现的“失望”的经济数据面前,人们依然对政府不懈的救市行为充满了“希望”(今天中国股市“一枝独秀”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今天的救市计划更为“具体”,对老百姓带来的恩惠更为“直接”。比如,中国政府的产业振兴计划和具体的财政支出方案,让大家看到了“资本运作”的方向,让危机中丧失信心的人群重新燃起了就业的希望,让人们感到制约自己消费的生活的压力在减轻,让企业的产能过剩的消化和结构调整的成本有了很大的改进。美国政府也在通过重整美国的核心竞争力的大幅度的财政开支计划来激活自己的就业市场和工业生产,英国政府也在为了能让自己的经济尽快摆脱目前所陷入的历史上最糟糕的低谷,正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产业链很长的汽车行业的复苏。而所有这些政策效果都是各国政府在危机中最为渴求的宝贵“财富”——它会给当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政权威信的提高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而这种效果在去年的货币政策上却很难发挥出来。因为当时欧美主导的救市理念还是想通过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帮助银行、企业和个人减负(财政政策也主要是通过减税来配合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通过恢复市场自身的活力来恢复投资、就业和消费。但是,没有料到的是,“去杠杆化”的市场行为不仅并没有领政府的“情”,反而认为政府的这种行为是经济局势更加恶化的信号,银行的“惜贷”、企业的“裁员”和个人消费的萎缩现象愈来愈严峻。整个经济出现了因为没有流动性(资金和信用的正常循环)而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目前各国政府都意识到了“市场失败”的严重性(虽然各国认识的时间有早晚、认识程度有深浅),主动出击,不断加大干预的力度,争取力挽狂澜,尽早把自己的国家带出经济危机的被动局面。尤其是中国经济是被全世界认为最有底气成为保持高增长的国家之一(IMF的官员也认为在今天全球低增长的时代,中国保8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2009年各国政府一改过去被动的货币政策的救市方式,而共同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反思“市场失败”所带来“自救无力”的问题,这一点无可厚非,而且十分必要。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大政府”干预政策所存在的局限性,要科学地接受市场可能会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形成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的格局。因为政府动用的是自己国家纳税人的钱,非常希望这些钱能立刻带来自己本国的就业、生产和消费复苏的效果,有时候就会采取一些保护主义的配套措施,以期待财政的救市效果显现得更为明显。甚至,这种保护主义的做法有时可能满足于自己的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需要。最有可能出现的保护主义做法就是有些政府会斤斤计较,表面上是要求国际收支平衡,实际上是过分要求“利益均等”,而不顾双方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在欧元疲软的时候,加大在欧洲市场的技术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采购行为也是回应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下所发生的金融危机,只能通过更有效的经济和金融的合作才能尽早和有效地加以摆脱。

    其次,支撑政府财政政策实施的融资手段也会影响救市的效果。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的扩大,都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货币的投放等)来加以实现,那么,今后通胀的压力会抑制市场的活力,而不能起到通过政府干预来恢复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激活市场自身配置资源活力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银行系统来消化政府的开支,那么,政府要特别关注政策的效果,否则,没有起到替代银行有效的配置资源的效果,那么,反而会造成本国的银行系统由于资源的过多地被占用而丧失了自己配置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能动性,这对经济尽早的恢复也是不利的。所以,今天在危机的时刻,政府的支出不能够产生对民间经济的挤出效应,不能够出现国进民退的市场结构,要多在融资渠道上进行一些“创新”,比如,让高收入阶层或群体多持有一些国债以代替高税收的做法,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第三,政府的财政政策不能够只起到对市场的输血作用,而更关键的是要产生市场的造血功能。否则,就业扩大和工业生产提高的效果将是有限的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虽然,政府在实体经济部门的任何投资都会产生一定的就业扩大效果,给相关企业带来投资的机会,但是,它不一定就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环境和个人的消费能力,用的不好,反而会加大问题企业的道德风险(只要是大企业,只要我的产业链够长,政府一定会关注我的企业,哪怕我参与了不应该参与的金融投资,哪怕我的产能不负责任的扩大),削弱市场整体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很大程度提高了自身库存的管理能力,所以,只要外部市场活力恢复,它们的利润复苏会非常明显,相反,我们的企业在“过保护”的投资环境中可能没有企业应该具备的流动性管理能力,产能过剩就是这一问题的最好写照),甚至会导致腐败现象更加恶化(比如,为了拿到政府的财政资助和项目的委托,企业领导会托关系走后门,地方政府会“跑步钱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失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救市政策虽然在当前必不可少,但应该是暂时的,而且,主要是为了达到修复市场活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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