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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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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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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比“抑”好、“疏”比“抑”难!  

2009-08-07 08:29: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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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比“抑”好、“疏”比“抑”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这几天中国的主要政策部门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展示了一个新的政策动向:那就是政府主导的刺激经济的方案要开始从"量"转变为“质”的追求。去年年底,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量”的消失的“冲击”:进出口迅速滑坡,投资两位数的减少,中小企业的倒闭在某些发达城市成为一时的“风潮”,银行业出现严重的惜贷,股市和楼市严重萎靡等。在这种市场活力面临崩溃的时候,中国政府依然冲到经济舞台的最前沿,用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10大产业振兴方案调动起了金融资源最为集中的银行业的“放贷”积极性,给中国股市和楼市也注入了信心和勇气,于是,流失的“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又回来了,在周边国家“市场流动性”依然十分紧张、经济基本面还相当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的信贷增长创出奇迹,工业产值明显回升,GDP增长率的反弹势头让人都难以相信。尤其是中国股市和楼市最近的飙升态势,简直不能想象欧美股市还在跌宕起伏的痛苦挣扎中,中国市场参与者(机构和散户的大合唱)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这种热情“诱引”着部分企业开始“不务正业”,拿着政府“扶持项目”的信贷资金,和海外热钱一起,加入到了追求由“流动性膨胀”所带来的巨大的财富效应的行列中。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业界人士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开始“质疑”这种单纯的“量”的反弹,指出它的种种危害性,并建议政府尽快调整在去年经济低迷状态下所制定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针。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回暖即不是因为我们消费者消费规模的增加和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的上升所带来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我们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增加所带来的,更不是因为欧美经济的复苏又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出口市场。所以,政府也就无法“放弃”自己目前“输血”的职责,把经济交给一个还没有形成健康“造血”机制的市场。为了尽快培育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市场,我们还是需要有足够稳定的资金给予支持。比如,要想让城镇居民安心得把储蓄转变为消费,政府还是要引导资金去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要想让广大农村人口把强烈的消费愿望转变为消费能力,还得要靠政府拿出资金,运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来扶持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还得要通过制度的建立和配套资金的扶持来保证农民在各个劳动场所中所应具备的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利用合理的税收机制来提高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扭转中国的消费能力是由少数两成人决定的尴尬局面。另外,要想让中国企业今后在开放的市场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不至于把创造财富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给外国竞争者,就得需要政府花好钱,培育出能够让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也能赖以生存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因此,目前问题的本质不是资金太多,而是资金的“错配”!简单的说,不该进入股市的信贷资金,现在就要对其加强监管和惩罚。而真正能够挑起中国企业成长的资金,今后政府还应该继续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让它们进入股市。比如靠创业板、国际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来不断吸引优质的投资团队进入市场来扶持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政府也应该去不断完善市场投资环境和交易制度,那种单纯靠“捂盘”人为地操纵市场供需关系以寻求巨大的“套利”空间等的投机行为会越来越难以生存。

纵观目前出台的央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银监会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指引》等7个监管文件以及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新一轮严查“地王”的行动等,我们很容易看出政府已经形成了在现阶段“疏”(逼迫资金转向健康发展的渠道和方式)比“抑”(通过收紧银根来解决资产市场过度“繁荣”的问题)好的政策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退出”的不当资金和政府政策鼓励“进场”的优质资金能够基本抗衡的话,我想对股市和楼市的影响会十分有限。但是,因为投资者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股市和楼市“恶炒”的问题会有所改善,从而带来真正能够给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实惠。当然,今天中国资本市场还十分不完善的情况下,价值投资的格局真正能够稳定的形成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

    不管怎么说,今天“疏”比“抑”要好,但是,“疏”比“抑”要难!抑制流动性,可以采取统一化的货币政策(加息等)、财政政策(增税等)和监管措施(资本充足率提高等)等,甚至还可以采取我们“擅长”的行政手段来完成一个市场因为还不够完善所以无法做到的效果。但是,“疏”是一种“结构性”调整的做法,是为了解决资金“错配”而需要及时在这里搭起“防火墙”、那里拆除“高门槛”的技术活,比如,今后央行会采取“不对称”的加息、“不对称”的存款准备金率设置,银监会也会采取“差异化”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财政部也会进行税收制度上的“结构性”调整等来疏导资金的流向;这里,如果不注意“度”的话,就会把推动企业发展的股市环境,和保证金融体系和老百姓良好生存环境的楼市环境给“砸塌”了,那么,就会激化更加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当然,有时甚至光有技术还不行,如果没有制度和道德的约束,一部分人照样会滥用自己的权利和技术能力,把该封闭的资金入口处,因为靠它能够获得个人巨大的寻租利益,所以网开一面,最终不仅没有解决项目资金过度流入虚拟经济而造成的泡沫问题,相反,还会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从而导致社会对政府政策措施的抵触情绪,最终增加了政府为挽回这一被动局面所付出的更加巨大的政策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资金错配问题,还得要处理好“谁来‘监管’监管人”的问题。

总之,我们不希望看到政府这轮“流动性疏导”(对待当前股市和楼市流动性充裕的挑战,政府不是去关流动性放出的“水龙头”,而是想筑起条条水道来引导资金流向政府所期待的地方)的组合拳乏力无果——企业依然主营业务绩效暗淡,而股市和楼市却继续“红火冲天”,另一方面,具有定价能力的国外要素市场也借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题材,再次炒高原油和铁矿石等工业生产所需的资源价格,导致输入型通胀早早在中国再次上演(最近据说美国给中国争取“市场地位”的诉求增加了一个额外条件,那就是中国政府必须放开对要素市场价格的管理;如果我们真得要接受这样的附加条件,那么,今天要素价格定价权不在我们这里的“事实”,必然会要求我们面对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成本输入型“通胀”!)。当然,也不排除因为我们自己在过强的通胀预期“诱引”下,过度投资房地产所带来的相关商品价格的疯涨(预期的“自我实现”)。那时,为了不让通胀问题在中国“贫富分化”还很严重的环境中,引发出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政府只有用强大的“抑”来取代不到位的“疏”,而这样的“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都会造成“弊大于利”的深远影响。为此,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后果出现,今天我们需要社会上下对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要形成高度的“共识”,只有“齐心协力”,胸怀大局,放眼未来,才有可能避免市场和政府之间无为的“博弈”,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上下“利益一体化”后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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