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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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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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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金融监管"治标不治本  

2010-01-23 01:27: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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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高压监管”治标不治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让奥巴马政府确实伤透了脑筋,如果说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有所谓的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推诿到其他国家的身上,那么,另外一个更为决定性的因素——美国金融体系中金融创新的滥用的问题,那就直接反映出了美国监管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它不仅放任了美国金融机构上演了一出“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的闹剧,而且让海内外的大众对美国金融体系甚至对美国政府的监管能力失去了信赖,如果不及时拿出一个有效的应对方法,不仅可能会导致海外投资者提升他们避险的情绪,造成美国金融市场过度的波动,而且,国内纳税人对金融体系的不满也会上升到对美国政府无所作为的表现而愤慨的地步——这对政府的公信力和今后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巨大的障碍。所以,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四建议出台新的规则,以限制美国那些最大银行的规模和从事高收益高风险的活动。可以说,这是美国政府在遏制华尔街方面一系列行动的最新举措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除了反映在它具有高度的技术创新能力、世界一流的品牌构建,和制定国际“标准”的非凡能力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特长”就是美国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所认识的金融创新滥用和过度问题,与共和党阵营所强调的维持美国金融体系的市场活力(认为是美国立于世界不败之地的基本保障)这一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照和针锋相对的抗衡。我们现在还很难判断奥巴马政府目前的强势监管政策是否能够抵制来自国会强大的反对声音从而100%的落实到执行层面。因为,从今天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监管内容来看,一改华尔街“混业经营”和“做大做强”的经营方针,而是鼓励银行业回归到商业信贷的传统低风险(狭义银行)的业务中。当然,从美国历次对金融危机事后的监管制度修正过程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政府都选择了安全至上的监管原则而替代鼓励创新、放松监管等重视效率的举措。但是,对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不熟悉的奥巴马政府来说,过分固执地去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甚至认为就是将业务回归到传统的信贷模式才对的这一思维模式,今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加快,金融机构之间在雷同的保守信贷业务方面,必然会形成和以前所经历过的空间激烈的竞争格局一样面临残酷的挑战,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盈利能力,也会拖累美国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步伐。

长期以来监管和创新一直是你追我赶的抗衡格局,由于金融机构的盈利目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安全稳定”目标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利益”冲突,平衡它们之间的“相对力量”决定了“市场经济”活力的程度。如果监管过度,就会影响创新,就会影响市场活力。比如说,对冲基金业务它是一个高杠杆的资金运作模式,如果得不到借贷资金的有效保证就无法发挥创造流动性的功能。于是,在市场出现一时的恐慌事件的时候,人们向流动性逃避的行为得不到对冲基金“对手盘”的支持,就可能会出现资产价格大幅度的崩盘现象。我们现在推行的融资融券也是为了发挥市场流动性的作用。所以,“度”的把握才是“好”的监管的核心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创新过度就会出现像这场金融大海啸一样,自己所获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严重不匹配,让低收益不知情的投资者承担了高收益知情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高风险,结果必然会出现绑架政府,绑架世界这一最糟糕的局面。总之,我认为今天美国金融机构之所以在自营业务中能够肆无忌惮地进行不负责任的"金融创新"活动,是因为美国政府还没有找到在全球化环境下对其“强调信息透明和标准统一”的监管模式。也许美国政府当下的高压监管政策对美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矫枉过正的效果,但是,其他国家就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银行业恪守传统信贷业务的“保守原则”,相反要反思自己因为金融创新能力的不足才会导致自己无法识别比自己能力高百倍的华尔街大亨滥用自己委托他们管理财富的权力!为此,我觉得有效的监管应该要从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入手:

首先,在今天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的金融机构要想站稳脚跟,都在呈现出做大规模的战略。对此,针对业务范围广阔的金融垄断巨头,没有一个覆盖全方位的综合性跨区域的金融监管体系是不可能发现风险、抑制风险、尤其是规避像这场金融大海啸那样规模的系统性风险。所以,中国方面要积极加入最近推进的信息共享、危机处理优先的国际监管业务合作协议、和推选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国际监管指导委员会等国际监管体系的建设工作。

第二,如果监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的话,国际投机资本会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进行监管制度上的寻租、套利,最后导致危机无法防范,或者各国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放松监管模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的越来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立程度非常明显。美国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御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中国今天在推进我们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适度性,否则,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适得其反。为此,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针对发达国家,而对自己也得构筑起抵御制度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无法传递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防不胜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的把握它的行踪,就很可能会错失良机,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国也应该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并要对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和参与。

第四,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便于明确部门责任,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点,把错误归咎于别人。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而且就连美国政府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崩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利用自己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的恶性发展,演出了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的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就应该主动参与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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