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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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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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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向全球“输出”通胀,中国准备好了吗?  

2010-11-03 21:40: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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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动性泛滥”意味着什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今天,农产品、大宗商品的价格在飙升,储蓄相对较为集中的新兴市场和东亚国家的货币在日益升值,面对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国闲置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态势,一些国家不得不通过加息和强化资本管理的手段来应对不断恶化的通胀、资产泡沫的问题。这一切都在表明: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现在正在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它和第一阶段20073月开始爆发的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倒闭的“债务危机”特征完全不同,和第二阶段20088月开始由“雷曼破产事件”所蔓延开的全球金融体系信用借贷关系瘫痪、资金大规模撤回、各国政府无奈地被卷入到注资救市的“大合唱”那种“流动性危机”的特征也不一样,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它已呈现出自己的三个主要特征和急需解决的三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主要发达国家应尽早“退市”来收回全球“多余的流动性”(第一特征)。今天,各国政府的救助虽然平息了市场的恐慌,但是随着市场的修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不断“恢复”了它原先的流行性,而政府在第二阶段政府已经投入的“高流动性”的准货币资产现在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支撑而慢慢地呈现出“多余”的征兆,如果实体经济的修复还看不到希望,从而来不及吸收市场上这些闲置下来的充裕资金,那么,很有可能这些流动性就会通过银行无奈的“信用创造活动”(比如,政府给银行的钱,银行贷出去,因为没有实际的去处,大部分钱又再回到银行或资本市场,进入下一轮的“信用创造”,即银行再将回流的资金继续再贷,又是同样结果,循环往复),导致流动性规模不断被放大,而这些越来越多的资金很容易“变味”进入到楼市和农产品与大宗商品市场进行投机活动,追求虚假的繁荣所带来的暂时的、可观的“资本利得”,以补偿自己在金融危机中所付出的利益损失和资金闲置的“机会成本”。虽然目前第三阶段不像第一阶段——债务违约率在不断恶化,而且,和第二阶段危机的危害性相比,资本市场的低迷情况也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一旦成本推动性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达到了一个不可控制的地步,那么,新一轮的崩盘对全球实体经济形成的负面冲击会更加深刻、更加持久,因为不仅可能将欧美金融体系正在痊愈的伤痕再次被撕破,而且这次又把第一阶段危机受害较轻的国家大量卷入进去,从而会再次刮起新一轮的金融海啸和出现经济第二次探底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抽回”多余的资金,就是走出这场金融大海啸肆虐的最后阶段所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之一。

    二大任务是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以避免日益严重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出台(第二特征)。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 代开始,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都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向前推进的,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得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天如果欧美国家 政府继续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对外又推行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看似欧美国家赢得了自己的市场份额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是,因为它们的这种政策组合拳(低息和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其他储蓄盈余国家通胀水平上升、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和资产泡沫膨胀,从而使得欧美国家的这种对外经济扩张战略最终因为这些国家(新兴市场)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以及实际购买力日益下降和消费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等负面效果而根本达不到它们事前预期的理想效果,反而会因为这种“伤人又伤己”的举措让世界 经济的复苏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于是,如何通过“政策自律”和借助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来控制全球没有增长的环境下所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现象,将是我们彻底 告别这场危机所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第三大任务是我们要尽快寻找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以避免“你争我夺”的保护主义势力愈演愈烈(第三特征)。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寻找这样的契机努力改变着自己过去对欧美经济的“依赖性”,但是如果老牌的 “领头羊”——欧美国家,由于实体经济的复苏没有跟上政府花大精力救助的金融体系的转暖程度,从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各个国家的合作动力因为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显得严重不足,于是,创新、监管“各自为阵”,发展的不平衡更会引发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这种主观“倒退”的全球化政策和客观向前“发展”的全球化市场,必然很容易再次引起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的问题。所以,引领世界经济健康的发展方向定位不了,确实给结束第三阶段的“经济调整”埋下了深刻的隐患。在这个方面,今天欧美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世界目前止步不前它们应该富有最大的责任,而其他国家应该在这方面要加强跟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无论是从资金层面还是从人力层面上都应该为建立新的增长点和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想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能忽视伴随结构调整所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的现象!我们的任务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不仅要重视银行体系可能产生信贷不断放大的压力,而且还要关注现在有相当一批社会大众因为目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和对未来通胀风险加大的预期,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流动性投入到少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的现象;另外,不仅要遏制没有实业投资方向的“产业资本”不断向“金融资本”转变,去追逐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暂时的财富效应的行为,而且还要纠正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对银行放贷的“推波助澜”的政策体系;不仅要疏导少数富裕阶层的大量资金进入到健康的消费渠道来培育中国疲软的内需力量或者鼓励这样的民营资本去扶持企业创新的实业投资渠道,而且更要强化监管措施来减少中国目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大规模的海外投机资本“恶意炒作”的危险等。

总之,如果我们不能够抑制今天已经出现的第三阶段的不良症状,那么,中国“流动性泛滥”的结局,不是仅仅停留在以比现在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形式上,而是市场自身承受不了房地产离奇的高价格所产生的集体离场的“羊群效应”给中国带来的全面金融危机的状态!事后来看,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瓦解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来自于一个“不着边际”的消息(比如,美国加息)让外国资金和本国资金大量撤出。也就是说,未来高房价的破灭,可能不用政府的紧缩政策就会被市场自己的力量所刺破,人们自己就会形成恐慌性的“离心力”,就会把一直中央政府“推不倒”的楼价顷刻间无情地被推倒下去——那时即使政府想刻意的去扶持和挽救,也会因为代价太大、效果太低的缘故而不得不放弃——这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乃至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事实上,我们的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想尽各种办法让高企不下的楼价软着陆,而不是急于出狠招来刺破泡沫!我相信,在“十二五”规划的前期(政府“退市”阶段),灵活的“有保有压”(保就业和防通胀)的做法依然会成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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