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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坚的博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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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匿名审稿人,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系博士学位评审组成员、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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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能成为欧债危机的救世主吗?  

2011-11-15 02:22: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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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代经济学家作用究竟有多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13日任命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前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马里奥·蒙蒂为新任总理,负责组建过渡政府。而在1110日 希腊总统府也宣布希腊资深经济专家、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被任命为希腊联合政府总理。无独有偶,在几个月前,被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重灾区葡萄牙,其新总理科埃略也任命了经济学出身的加斯帕为葡萄牙新任财政部长。他曾是葡萄牙央行的特别顾问,在此之前,从20071月到20102月又任过欧洲政策顾问局总干事,专门协助欧盟主席确定工作日程和参与制定欧盟政策。而在更早期的1998年到2004年间,加斯帕还担任过欧洲央行研究部门的总干事。为何这些陷于社会瘫痪的重灾国要启用经济学家来收拾本国的烂摊子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以下几点:  

        首先,中立的经济学家身份能够缓和欧元区债权国与债务国间越来越对立的情绪。今天债权国的纳税人看不到债务国未来的偿债能力,指责政府现在滥用纳税人的财富 去救助一群只想着躺在别人身上谋求幸福而没有一点儿动力和吃苦精神来改变自己生存方式的懒人。从而造成了这些债权国家的政府迟迟不能拿出实质性的救助计 划。相反,债务国家又不满债权国家追债的方式,指责对方乘人之危,通过设定苛刻的条件来掠夺自己幸福生活的方式和权力!于是,如何沟通它们之间的隔阂就可能成为解决今天债务危机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次,这些学者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他们都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参与决策国际事务的人脉关系,所以,他们比缺乏国际经历只把眼光朝向本国利益的政治家更能够找到较为务实的债务化解方法。

        第三,专业的思维模式容易被欧洲发达国家所接受,从而实现让债权国放心的救助计划。比如,蒙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意大利既是欧盟创始国之一、也是欧盟的重要 成员国,因此意大利应当成为拉动欧盟增长的力量,而不是欧盟的软肋。联想到他本人在欧盟的资深经历,这番话拉近了意大利和其债权国的距离。而希腊的帕帕季 莫斯则向外界承诺他会领导联合政府争取援助资金,避免债务违约,处理棘手的改革事务。这些方面正是债权国和债务国都希望听到和能够接受的改革思路。另外,葡萄牙的加斯帕更是强调“加强预算并降低对外部的依赖是必须执行的。”这一自力更生的理念。这一姿态也让德英法债权人得到了几分安慰。

       但是,不管这些学者型的政治家有多么出彩,这里我还是想强调的是:欧洲主权债务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过于对他们的期待可能会导致非常快的失望!

    因为第一,欧美银行的审慎性监管指标正在被进一步强化,市场对欧债国家的融资成本会由此进一步被提升,今后6个月到9个月期间,是欧债偿还的高峰期,市场会不会因为其偿债能力的不足而引发像2008年 雷曼倒下时的流动性恐慌的格局?如果真出现我们所担心的动荡局面,那么,它就很可能会通过英法德国家的金融机构的接二连三的破产而波及到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目前,市场普遍认为,欧盟主要成员国不会考虑让欧猪五国退出欧元区的问题,但是若到后来欧盟政府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对欧债危机国救助的时候,哪怕就是一个希腊,我认为市场也会出现我所担心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二,即使欧洲发达国家与这些经济学家达成了共识,立刻启动救助计划,但是会不会在救助范围的选择上和资金规模的选择上出现“不到位”的问题,而所有可能出现的这些救助缺陷会不会让市场投机力量因此而搭上便车,从而使得救助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只是昙花一现的风光?因为毕竟92年属于现在欧元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吃过当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投机攻击的苦头。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欧洲央行是否真得会放弃盯住通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在危机带来的市场恐慌时候,能否和英美国家的央行一样,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而不去过多的顾及欧元国际地位的变化?欧元区财政重建和一体化政策是否会因为大小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而向外界释放出更加危险的欧元体系不稳定的信 号?在放松银根和紧缩财政的同时,会带来很多棘手的后遗症,为了越过难关,欧盟是否应该重点考虑能够提高本地区政府偿债能力的经济增长计划?如果针对上述 问题,新当选要职的这些经济学家,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那么,这里可以断定,这些经济学家驾驭局势的能力会变得更糟糕!

       不可否认,这些经济学家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的确高于与本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而他们跟各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相对于与市场打交道可能略显得自信些。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本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基盘以及左右国际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如果不领情或不配合的话,那么,缺乏市场工具和干预力量的经济学家,其智慧再高,中立性再强,最后也只能倒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中了。另外,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家是靠理性来治理社会的,而政治家常常是靠灵感来治理国家,所以,如果在这期间突然又爆发出法国或英国国债信用下调等不测事件,我担心这些经济学家随机应变的能力会受到非常大的考验。

       总之,欧债的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是无法化解的,还得需要欧元区各国政府和民众达成共识,并通过今后完善“退出”机制或惩罚机制,和救助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目标和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这些组合拳,来激活欧洲经济的活力,从源头上解决欧元区国家抗衡危机的能力,而经济学家能够做到的只是把握好改革方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国家的各个成员都应该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来展现他们应有的才华;相反,任何对他们过度的期待,不仅会使得他们早早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磨练,而且还会带来市场更为严重的恐慌和极度失望中所产生的焦躁情绪,从而把欧债问题推向了不归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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